猪肉涨价，不能全怪非洲猪瘟

　　2019，己亥猪年，本该是“金猪宝宝”们扑腾的年份，却被菜市场上的猪肉抢尽了风头。

　　自今年春节起，我国猪肉市场的“躁动”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进入8月份以来，猪肉价格一路高歌猛进。数据显示，与1月末的低点(10.8元/公斤)相比，8月20日全国生猪均价达到了24.4元/公斤，涨幅超过125%;22个主要省市的猪肉均价也由18.54元/公斤上升到36.05元/公斤，涨幅近乎翻倍。

　　与之相应的，是各地菜市场上的猪肉零售价格屡创新高。典型如两广地区，猪肉已经卖到了25~30元一斤;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同样不遑多让。也正因为如此，猪肉涨价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话题，很多人感叹：“现在能吃得起猪肉的都是有钱人。”

　　事实上，近些年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已是见怪不怪，“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戏码频频上演。同历次一样，本轮猪价之所以持续上涨，是因为生猪供给的短缺，其中除了母猪生产周期、前期亏损导致的去产能等因素在起作用外，还叠加了非洲猪瘟的后效应——这些已被业内人士反复讨论过多次，不再赘述。

　　然而在我看来，猪瘟也好，“猪周期”也罢，似乎并不能解释全部现象，比如以下三个问题：

　　(1)我国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缘何如此频繁?

　　(2)猪肉市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为何不强?

　　(3)普通养殖户怎么老是觉得养猪很难?

　　说到底，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客观原因;一次也许是偶然，可若是接二连三遇上麻烦，我们就有必要去反思一下：是否行业本身出了问题?

　　养猪是一门技术活，绝不是把猪喂饱了杀掉吃肉那么简单。整个过程错综复杂，涉及到饲料、喂养、繁殖、流通、屠宰、加工等诸多环节，它们环环相扣，共同组成了所谓的生猪产业链。

　　生猪，可以理解为活着的猪，这当中不包括专门用于繁殖的种猪。沿着产业链纵向划分，上游为原材料供应企业，主要包括饲料和兽医动保;中游主要是生猪的养殖与流通;下游则对接屠宰场，经过屠宰加工、冷藏物流之后，猪肉产品进入终端消费市场(参见下图)。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的生猪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均较为完备;上下游纵向协作关系不断增强，现已基本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模式;生猪生产区域布局也逐渐趋于合理，管理与技术水平持续提高。而生猪产量也稳步增加，猪肉质量改善明显。

　　然而，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利益分配失衡，却成了掣肘我国生猪产业进一步发展的“老大难”。

　　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市场需求极其旺盛。来自中航证券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我国全年猪肉消费规模超过7000亿元，这是整个生猪产业链共同运行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是体量巨大的市场。但是，正如经典的“微笑曲线”理论所表明的，不是所有环节在产业链中都能得到同等的利益，这与它们的主要特征及所处的市场地位不无关系(参见下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在生猪产业链各个环节中，屠宰加工现已具备了较高的市场集中度，拥有多家龙头企业，且存在明显的进入壁垒，市场势力最强;其次是饲料供应和种猪繁育环节;最后是生猪养殖环节，近半数为养猪散户，彼此间处于较为充分的竞争状态，数量虽多但规模化程度不强，进入壁垒最低，市场势力最弱。

　　市场地位直接影响到议价能力，故下游的屠宰加工流通企业与上游的饲料供应商更容易获得稳定的高额利润，进而占据生猪产业链中的绝大多数利益;反观生猪饲养，其利润获得却是微乎其微。有研究显示，生产1kg火腿肠，其毛利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分布大致表现为：屠宰、深加工以及流通零售环节上的企业分别可获得1.97元、2.32元与2.18元，而生猪养殖户仅能得到0.4元，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更有甚者，生猪饲养环节还承担着极大的风险。在市场波动时，饲料企业和屠宰加工流通企业甚至可以联手压低收购价格或“成本转移”和“顺势加价”，以此来转嫁市场风险到养殖户身上，即便是在养殖户普遍亏损的情况下，他们仍能获得稳定利差。

　　这样的利益分配格局，自然是不合理的。

　　需知，生猪饲养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直接决定着猪饲料和屠宰加工的市场容量与结构，可是这一核心环节却没有享受到“核心”的待遇：

　　一方面，在市场的波动下，养殖户(尤其是普通农户)的效益及利润难以得到稳定的保障。伴随着各种饲养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贷款难度与规模养殖用地难度的居高不下，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农户们养殖的积极性，选择在市场萧条期纷纷放弃养猪，严重影响到生猪存栏数量与猪肉市场供给规模。

　　另一方面，各环节议价能力的不对等，间接导致了生猪产业链节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生猪收购商的覆盖范围极为广泛，故而对市场供求信息的掌握程度要远胜于普通养猪农户，这会让农户们在交易时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此外，信息不对称还意味着产业链上下游衔接的松散，受此影响，养殖户无法第一时间摸清市场的真实需求，很多时候只能是凭借个人经验对市场做出较为简单的判断，难以进行科学合理的饲养生产。当“小生产”面对“大市场”时，极容易因决策失误而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再加之生猪产业化程度低、从众心理强，常常会出现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造成生猪供给规模的大幅震荡。

　　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非但不利于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还大大降低了猪肉市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此时，一旦发生诸如非洲猪瘟之类的“黑天鹅”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必然是持久且深远的。

　　这才是眼下猪肉价格持续疯涨的根本症结。

　　相比于将目光停留在非洲猪瘟、刺激养猪等事情上，我们似乎更应该尽快找到破解生猪产业链之困的法门。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的很多国家都曾经遭遇过类似的麻烦，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改善生猪产业链、提升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此不妨对丹麦和德国这两个生猪产业强国的具体实践做出梳理，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些许启示。

　　（1）以屠宰合作社为核心的丹麦模式

　　位于北欧的丹麦，是世界上人均猪肉生产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第三大猪肉出口国，其猪肉贸易额约占全球的23%。丹麦的生猪养殖效率极高，母猪生产力冠绝全球;其生猪产业也极为发达，现已是全国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丹麦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养猪王国”，屠宰合作社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丹麦的生猪产业链是以屠宰合作社为核心主体，通过对其他环节进行有效整合来形成较为紧密的纵向协作关系。其代表为欧洲最大的屠宰联合体——“丹麦皇冠”屠宰合作社，拥有近30家生猪屠宰场，雇员总数超过2万人，带动养猪农户超过2万户，全国近90%的生猪屠宰加工都是由“丹麦皇冠”完成的。

　　“丹麦皇冠”屠宰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有二：

　　其一，合作至上，荣辱与共。养殖户自向合作社交售生猪起，便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并拥有股份，股份大小取决于向合作社交售生猪的数量，这就在产业链上建立起一种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此外，按照合作社的规定，社员必须把自己的全部产品卖到合作社，合作社有义务收购社员生产的产品并进行加工与销售;在收购过程中，合作社采用市场行情公布的价格信息统一处理，使得生猪价格波动幅度很小。这样既能确保产业链上各环节经营主体的利益实现，又可以有效防范市场风险。

　　其二，一体化经营。从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方面实行高效的一体化经营，是合作社最大的亮点。例如在屠宰环节，合作社有一套标准检测体系，用来检测猪肉以及猪肉脂肪含量，基于检测结果来确定猪肉等级，以确保满足市场期望;在销售环节，合作社还有自己的运输部门，与国内及欧洲的其他大型运输公司也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精确和高效率的仓储运输，及时地将产品送到客户手上。这种一体化经营范式，不仅大大提到了生猪产业链的经济效益，还保证了猪肉肉质的安全。

　　（2）拥有完善体系的德国模式

　　德国除了制造业誉满全球外，其生猪产业也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没有像奶牛、肉牛等领域那样得到政府多方面补贴，但依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在生猪饲养环节，德国主要采取了两种模式：一是以家庭农场为单位的适度规模化养殖，饲养规模一般为1000~1200头;二是较大规模的工厂化养殖方式，饲养规模一般为5000~10000头。在此基础上，德国着力推动各个养殖场的明确分工和专业协作，形成了以种猪场、商品猪场和自繁自养猪场等不同结构层次的标准化饲养和管理模式，确保每一层次都能做到专业化生产与资源的更高效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生猪饲养管理方面，德国利用现代设施和技术实现了饲喂自动化，生猪每天的进食量由计算机控制，根据不同生长期和生产性能对猪进行定时、定量喂养;粪污清理同样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保持了猪舍内小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这些先进的饲养管理措施，不仅确保了生猪生产潜力的发挥和生产性能的稳定，还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德国生猪产业还建立起了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经营服务体系和病疫防控体系：

　　一来，技术服务是由德国的农业研究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来完成。主要涵盖饲料配方、营养成分检测分析等领域的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进而帮助养殖场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和养殖效益。

　　二来，经营性服务则由合作社和协会来完成。其中，合作社的职能包括育种、饲养、屠宰加工、市场销售、病疫检验、猪舍建设、动物福利等多方面的组织实施和协调功能，使得德国生猪产业链各个环节主体相互渗透、互为股东，从而形成了真正利益共同体，合作社和协会可以代表养猪业同政府对话，以最大限度保障养殖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

　　三来，病疫防控由政府兽医部门主导完成。德国历来高度重视生猪饲养过程中疫病的整体防控和养猪场的疫病控制，政府部门从规划设定、应急计划，到疑似病例处置、应急演习、监测方案等，方方面面均制定了相应的机制措施，其结果就是，诸如口蹄疫、猪水泡病、典型非洲猪瘟、乙脑、伪狂犬病等生猪传染性疾病在德国已基本被消灭。

　　在发展生猪产业这件事情上，丹麦和德国的做法虽有不同，但有三条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

　　产业链上下游纵向关系紧密，各环节形成利益共同体;

　　规模化与标准化养殖，确保生猪生产与供给规模的稳定;

　　形成专业化分工，用先进技术设备与完备的体系为产业赋能。

　　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话说回来，作为与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着实让人感到焦虑。倘若放任其一直下去，非但不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还会对CPI的上升带来较大压力，进而抑制内需的扩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此背景下，近期全国各地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旨在促进生猪的生产与猪肉的保供稳价。例如，江苏省下发2.61亿扶持补助资金用以恢复生猪生产;浙江提出养殖用地优先审批、引种补贴500元/头等八大举措;四川采用多措并举的方式来稳定生猪生产供应;广西将适时启动生猪价格调控预案;广东给各地市下达了最少出栏任务……在种种政策利好下，市场预期开始出现乐观的情绪，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猪肉价格也会逐渐回归到正常水平。

　　不过，从长远角度看，想要真正实现猪肉市场的健康发展与平稳运行，我们势必要从根本入手，切实解决生猪产业链上存在的种种问题，着力推动整个产业的做大做强。这虽非朝夕之功，任重且道远，但却是必然选择。

　　与其看天吃饭，不如苦修内功——此言适用于任何领域，无论是生猪产业还是其他，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文 | 苏宁金融研究院